香港本土音樂該如何走下去?

由端傳媒主辦、於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假香港大學莊月明文娛中心舉行的《香港音樂中的本土味道》論壇,主持人為洛楓(香港詩人、文化評論人),並請得黃耀明(香港音樂人)及周耀輝(香港填詞人)兩位嘉賓。當中從香港音樂的本土性源頭開始討論,繼而引申出不同年代或時期,本土性在音樂中的不同詮釋,能否與政治環境的變化同步的探討。

對於「本土音樂」一詞,首先要有幾個問題需要思考的,這在討論上也探討過。第一,創作人是否必須是香港人;第二,語言是否必須是粵語;第三,題材是否必須以香港生活為重心。如果以上三個問題的答案均為「是」,那只會將本土音樂及文化推向一個非常狹窄的發展空間。事實上,香港在主權移交之前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在電影、音樂、藝術領域對香港作出貢獻的都不一定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華人,當中其實也包括了一些在海外出生的港僑,但香港作為一個多元社會卻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平台。根據香港歷史,粵語本來就是一種入侵性語言,時至今日受過往政府的語言政策主導下已經變成了一種主流的官方語言,但原本作為本土語言如客家話、圍頭話,以及少數族裔的語言,卻未見在香港的音樂裡有所發展。現在,香港人生活在一個趨向同質化的社會,生活形態過於單一,而且習慣於速食的文化,把外來事物引入直接使用而欠缺消化和反思,以致創新能力減弱。在思考如何發展「本土」的時候,應以避免同質化和全球化為依歸,而非排外。當然,「本土」在未來到底是什麼,最後還是由香港人來定義,那是一種集體的選擇。香港人需要怎麼樣的音樂,究竟是Made in Hong Kong,或是Made for Hong Kong,還是兩者並存,其實是香港社會從來欠缺討論的一環,簡單來說是香港人作為受眾一直以來缺乏參與的空間。所以,這也可以解釋得到,香港流行音樂在資本主義和官方政治意識的控制下,偏離了群眾,故此香港聽眾在具有選擇的情況下放棄香港流行音樂。在全球化的大環境底下,香港樂壇固然不能再回到像80年代般標誌性的輝煌年代,但如果單方面說「香港樂壇已死」,然後繼續不思進取,那是無補於事的。對於很多不再關注所謂主流樂壇的港人,那些既勾起集體回憶亦反映時弊的歌曲才是他們的主流,但是現在被大型商業娛樂公司操控的香港流行音樂,很多時候就是欠缺時代性和本土性。故此,獨立音樂在未來也是香港音樂的趨勢,是碎片化但同時多元化。像My Little Airport、RubberBand、雞蛋蒸肉餅等,作為獨立音樂組合,卻是真正把香港音樂回歸本土,帶領香港聽眾回歸到音樂本身,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從YouTube藝人開始做起,像美國唱作歌手Marie Digby、韓國結他音樂人Sungha Jung、曾被Justin Timberlake賞識而合作的荷蘭唱作歌手Esmée Denters,以致近年受過香港網媒報導、喜歡在香港尖東碼頭作街頭表演的日本街頭歌手Mr. Wally,他們在尋找表演平台的過程以及其唱作或表演風格,還有具有與他國表演者合作的國際視野,都值得在香港渴望發展音樂的年輕人借鑒的。

此刻,筆者並不會像過去的評論人說什麼「希望香港文化藝術百花齊放」又或是「希望香港音樂百花齊放」之類的話作結,因為過往創作產業是毫無長進,不完全是創作人不長進,而是官方怎樣處理文化創作、社會各人怎樣看待創作,幾乎到現在還是停留在一個惡性循環的狀態。香港畢竟是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要堅持文化理想,堅持音樂理想,但是在長期欠缺資源底下,再加上其他由官方帶出的政治化操控,到底還會有多少香港人願意投身並堅持走上這條艱苦的道路?筆者也很懷疑。

香港著名音樂組合達明一派將於明年三月舉行三場「達明卅一派對」紀念演唱會,組合成員之一黃耀明,近年不時參與社運,令達明一派因政治理由而被打壓。根據近日《蘋果日報》報道,達明一派所屬唱片公司環球唱片,經過三個月時間,亦找不到任何單位贊助演唱會,不論是主題贊助、大會贊助、或指定銀行優先訂飛皆無所獲。這就是所謂被資本家操控的結果。

這樣的局面在雨傘運動後更見難走,而最佳的辦法就是推行眾籌,擺脫資本家對創作內容及表達形式的操控,這對於外國來說是很普及的事。但是,外國跟香港是兩碼子的事,外國人支持眾籌的原因很多時候是出自公民意識,以及渴望創新事物的出現。而基於香港本身的保守投資文化影響,香港人習慣把金錢付出當作投資,而投資是必須講求回報的,而創作通常在短時間難以取得香港人期望的回報,所以眾籌這方式在香港是很難推行的。要改變香港人根深柢固的觀念,對創作的反思,恐怕比登天更難。但是,長遠來說,在固有制度裡兜圈找出路,過往已經做過很多次了,而空間只會越收越窄,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希望香港人也應該面對現實,反思現有制度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