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社區院線】主辦的《無聲吶喊》放映會對香港社會的意義

【社區院線】於11月26日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辦兩場放映會,筆者出席的第二場邀請到智障人士、家長及相關社工作映後座談會的討論嘉賓,目的是呼應以「康橋之家性侵醜聞」為主的社會議題,藉以帶出香港復康院舍一直以來存在卻被社會忽視的問題。事實上,韓國電影《無聲吶喊》在2012年於香港上映時,票房並不算理想,也許當時香港尚未發生很多社會衝突,較少引起民間討論,所以選取此片放映也是一個相當配合時宜。

電影《無聲吶喊》(英文: Silenced),在2011年於當地上映時掀起的迴響比香港更大,曾連續三周登頂韓國票房榜,並創下韓國影史「19禁」影片突破300萬觀眾的最快紀錄,讓看過的觀眾大聲吶喊,繼而把大銀幕的故事重新帶入社會而形成社會行動,逼使警方及教育局重新介入調查。影片確切地示範了揭露真相及敢於伸張公義的勇氣,以電影藝術改變社會。對於台灣及大陸版戲名《熔爐》,還是香港片名改得貼切,充分突顯出戲裡參與無聲抗爭的聾啞學童當中的無助感。

一提起韓國,習慣速食文化和消費主義模式的香港人總會想起以家庭式生活及幻想浪漫愛情為主電視劇、酷愛潮流打扮的男女明星、電子產品、化妝品,在這些常見的文化媒介傳播的過程,很少讓人接觸到韓國社會矛盾的一面。電影作為韓國人反映社會問題及矛盾的主要媒介,以追尋公義及揭示真相為題的電影過往屢見不鮮,當中也是牽涉到大量的公民參與的,如《戇爸的禮物》、《另一個承諾》、《逆權大狀》等。真正的韓國社會,在鎂光燈的背後,仍然維持著昔日封建時代的勢利、迂腐、門閥、保守與迷信等負面核心價值,公義往往未能彰顯,出現數之不盡的荒謬冤案,而當中最為人談論的,想必是發生在 2005 年光州仁和聾啞學校的校長與多名教師涉及性侵犯及暴力對待多名聾啞學童的案件,此案後來改編成小說及電影,引起社會關注。這也是發生在韓流初始在全球興盛時期的案件。

電影《無聲吶喊》講述美術教師仁浩(孔侑飾) 從首爾前往霧津應聘慈愛聾啞人學校的一個職位,卻發現校內有學生遭到校長及老師性侵犯及虐待,而最嚴重的個案,是受害人甚至已被侵犯了5年之久。基於良心的驅使,仁浩聯同人權組織義工幼真(鄭柔美飾)將學生帶走,並聯絡電視台進行採訪,將學生的控訴向全國播放。訪問播出後,在輿論壓力下,校長與涉案老師都被警方迅速逮捕,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當大家以為這班所謂有教無類的的衣冠禽獸最終得以繩之於法的時候,官紳勾結、金權交易、官僚僵化、經濟迫害、貪贓枉法、社會潛規則的黑暗就在審訊期間逐一揭露出來了,追看性甚高。雖然電影最後描述仁浩失望地離開霧津,因為他盡了力也無法幫助受害學生透過法律方法或抗爭過後得到公正合理的審判結果,選擇以留白的方式作結。回到現實卻引起不一樣的結果,電影上映數個月後,肇事的聾啞學校因為輿論壓力及警方調查而關閉,檢控官繼續蒐集更多證據,企圖翻案,為受害學生討回公道之餘,更要一眾禽獸教師罪有應得。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真實事件中,救助聾啞學童的兩位主角均為男性(在小說和電影裡改成一男一女),其中一位職業為律師,另一位職業為醫生。當然牽涉到這件維權事件的過程中並不止二人,那位律師起初是透過一位在該聾啞學校做教師的朋友了解相關事件的,但就在二人準備開始為孩子們維權起初,教師朋友便因對方勢力太大而遭到暗殺,而另外和此事牽連的一些法律工作者也因相同原因失去生命。那位年青的律師本來在事業上一片光明,但因為執著於這宗案件而被迫離開律師事務所。他帶著三名孩子(性侵的受害者)繼續抗爭,後來又身患癌症,卻在這條艱難的訴訟路上走了7年。患病的律師後來遇到了一位醫生,有了醫生的支持,二人一起共同抗爭。他們不畏艱險,受到一次一次的挫折卻迎難直上,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了直接證據,但最終犯罪者卻因為韓國社會的種種潛規則而沒有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而他們收養三個孩子中的小男孩,如同電影情節所描述,因為無法接受裁判結果而拖著其中一名犯罪者臥軌自殺。至於另外兩名孩子也被孤兒院從律師和醫生身邊強行帶走。此後,律師受到極大的打擊,雖然當時已經病入膏肓,但是他沒有放棄抗訴,最後更因抗訴而被高壓水槍射擊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再也沒有起來,傷重死亡。那位醫生繼續抗訴的道路卻走投無路,無計可施,最後只得以自殺的方式來換取公眾的關注,並在自殺前留下幾萬字的遺書,把該等事情詳細地敘述一遍,在網上傳播,才引起了社會的注意。後來相繼被改編成小說、電影,終於引起了當局及公眾的重視,而餘下的受害學童直到2015年還在孤軍作戰抗爭中。

電影觀賞部分都是清晰易明的,【社區院線】的主持人在座談會正式討論之前,也有向觀眾交代以上真實事件的結果跟電影刪改的情節,令觀眾更加震驚,進入思考點。可惜在映後的座談會上,嘉賓們比較情緒化,著重談個人經驗及對「康橋之家性侵事件」的感受,較少把電影連結到韓國甚至香港的現況,而主辦單位也沒有在這方面引導討論,忽視了《無聲吶喊》電影本身及背後案件的話題性,令觀眾好像置身於兩場獨立的活動一樣。這樣非理性的討論似乎沒有把電影放映會達到更佳的目的。

事實上,前來賞劇的觀眾本身都是關注「康橋之家性侵事件」的,但是筆者認為在座談會上,主辦單位可以根據電影及真實案件從以下幾點引導觀眾討論及思考:(一).韓國作為一個擁有民主政制的國家,韓國人為什麼寧死也執著於公義的追求?對於香港還沒有完整的民主政制下,這樣的抗爭會適用於香港?而香港人因著什麼因素而導致過往的抗爭失敗? (二).韓國及香港的法律漏洞及社會文化差異為何導致兩地都出現類似的情況? (三). 韓國人對於民間眾籌拍攝公義電影的熱心,在香港是否可行?(四).引起大眾關注後,究竟香港市民在制度以外或要求改革制度的方向下,可以有什麼實際的公民參與行動?

最後,筆者比較感到失望的是,其中一名嘉賓跟台下一位觀眾經過激烈爭辯(事實上是各執一詞)後,主辦單位又沒有扮演引導及調解的角色,最後只是令座談會在不滿和奇怪的氣氛下結束,無法令觀眾產生更多參與社區事務的意慾,根本無助於針對改變香港現況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