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田和弘《和平》與《牡蠣工場》對日本社會的預視

采風電影為香港推廣紀錄片藝術的非牟利機構,最近選取了日本紀錄片大師想田和弘(Soda Kazuhiro)的《和平》(Peace, 2011)及《牡蠣工場》(Oyster Factory, 2015)。

《和平》講述野貓群的故事,對照人類如何照顧老弱傷殘。柏木退休後與妻子從事照顧長者及傷殘人士的工作,機構經費少,入不敷支,但他們仍不放棄。柏木平日在後院餵養一群野貓,他發現貓老了後會離開群體,騰出空間讓幼貓成長;而人類社會則提供福利予老弱者。

《牡蠣工場》則描述日本小鎮的養蠔工場,看全球化如何影響世界每個角落。拍攝地為瀨戶內海牛窓町的小型蠔場,小規模作業的小人物,當中包含了工場老闆和中國勞工,細說他們在惡劣的工作環境如何工作和對生活的感受。養蠔工場不但環境惡劣,而且加上長時間工作,在這個偏遠荒蕪的地方,工作和生活分割不開,導致擁有高學歷水平的年輕人不願留在鎮內工作從事低技術工種,紛紛遷往像東京這類大城市工作,令當地的勞工嚴重不足。養蠔工場本來只餘下幾位鎮內的婦女每天在做重覆的開蠔工作,而男人則負責採蠔。老闆平野從未聘用過外國勞工,在無奈之下最後亦聘請了兩名中國工人。

導演想田和弘堅持「觀察映畫」(observational film)的概念,事實上有點類似所謂的「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風格,但不同的是,他並不刻意地保持客觀或隱藏自己,反而是擅於追蹤事件人物,適時地發問應對,在不干擾對方的情況下,捕捉自己感興趣的畫面。

《和平》所拍攝的一對老夫婦靠著自己的力量與政府微薄的贊助從事著社會服務工作,每天都要花上幾乎一整天的時間,自己開車去幫助行動不便的老人、殘障者和獨居者,餵食他們吃飯,帶他們出遊與看病,定時照料他們的生活,許多時候更要自己倒貼金錢。雖然電影以「貓的社群」作為引子,又以高齡退休夫婦以飼養野貓作結,但是電影花了很長的篇幅呈現高齡退休夫婦對受助者的作為,並拍攝他們和受助者的互動,其實是希望透過該對老夫婦的日常生活帶出長者對社會也依然有所作為,並非只靠社會福利度日而無所作為的群體。電影節奏較慢,間場多拍攝高齡退休夫婦居住地附近的自然風景,在水一方既有美麗的植物,也有可愛的鴨群,反映當地生活休閒寫意,看似沒有煩惱,但真正的日常生活卻是在退休後照料長者及傷殘人士,還有飼養野貓,跟現實產生了反差,藉以緩和日本現實中年輕一代反對政策傾斜長者社會福利的情緒。

事實上,在2011年日本發生了罕見的大地震災難,造成了許多悲劇,於是讓想田導演反思拍攝紀錄片的意義,最後他發現身為紀錄片導演的職責就是要把現實呈現於觀眾眼前,而且要透過影片給予反思從而影響現實。故此,《和平》這部影片拍攝的最大意義就是,能帶給災後的日本觀眾思考,希望幫助他們找回互助的力量。借「貓的社群」的影片來講述和平與共存,反思社會各員的共存,也是該片拍攝的目的。

電影中有三個情節,首先是有位年邁的老先生身體不好,但卻仍喜愛抽煙,一問之下才發現他曾是軍人,並參與過二次戰爭,他細細講述著自己從軍的回憶,然後抽起煙來;第二,老夫婦忙完之後回到家,柏木無奈地表示,與其倚靠不可信任的政府,不如靠自己的力量,然後接著在庭院餵食那群流浪貓,而柏木太太卻在廚房嘮叨著不該餵食野貓,這種舉動很令人頭疼;第三,在那一大群的流浪貓中,有隻總愛來偷食物、黑白毛色的外來貓,只要牠一經過,其他的貓咪們便會豎起背上的毛,咬牙切齒群起怒視。這三項主要事件在想田和弘的持續記錄和神奇編織下,產生了奇妙的對比和甜美的意義。

老夫婦日復一日的慈善工作,漸漸暴露出社會對長者安養制度的差勁,其中有一段是收音機放送著政治人物暢談社會保障制度的演說,這段話對於近乎犧牲奉獻自己的老夫婦來說,無疑是非常諷刺的,但柏木太太聽完卻也沒什麼反應。年邁的老先生曾參與過殘酷血腥的戰爭,但導演卻不經意發現,他抽的煙的牌子竟叫做「PEACE」,即是電影的主題,如今的他似乎安泰坦然,然後鏡頭給了煙包一個大特寫。本來不受到其他貓咪歡迎的黑白貓,在時間的催化下,也漸漸被其他貓咪所接受,和陸地相處著,茁壯的成貓會離開社群,把食物讓給幼小的貓,原本不給他人撫摸的貓隻,卻也變得溫馴可親,達成了群體的和平。

隨著影片的推進,想田和弘將這三層事件疊合在一起,每往前進展一層,就更明白事物的相對性,以及人心的寬度和自然關係和規律的奧妙。在《和平》一片,足見想田導演深思日常生活細節上的哲理性。

想田導演曾經這樣說:「電影應該有多重意義。某些人認定的真相,對別人來說也許是最大的謊言;當自我跑了出來,作品便會變得沒趣,要壓制自我的干擾,觀察是最佳方法。」而事實上,他在其紀錄片上都實踐成功,紀錄片面對拍攝對象表面上是客觀,但是在精心設計的鏡頭下卻是主觀的。

從《和平》及《牡蠣工場》兩片,他不會在拍攝前做任何田野調查或討論,反而喜歡在拍攝現場憑著自己的直覺和喜好去捕捉畫面,透過自己的經驗以影像再現,把經驗本身傳遞給觀眾。在觀賞電影之時,不難發現導演驚人的組織能力,在毫不起眼的獨立事件中尋找出蛛絲馬跡,再如蜘蛛吐絲般把事件串聯起來,在影像上建築細節,形成精密的事件網絡。這種拉高視野的開放性,讓觀眾在洞悉事物全貌之際加以深思。

《牡蠣工場》的重點在於日本人聘請外國勞工,焦點在於中國勞工,不僅拍攝出日本人老闆對於聘請外國勞工的無奈,還有透過自然行為及日常話語反映出中國勞工對於日本文化細節上的不融合,以至鎮內的其他日本人為了遷就中國勞工而學習中國語。雖然電影的重點希望表達出全球化資本主義帶來不可逆轉的改變,人口流失,價值消逝,小而歸零便是遺憾,但是透過鏡頭同時反映出中國勞工的加入,為日本人原本沉悶的工場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性。當中有三個鏡頭值得注意,第一是初到日本的中國勞工不懂使用日本製造的電飯煲,需要負責人協助,表現奇怪;第二則是面對導演對他們能否說英語的提問下,其中一位勞工思考良久才回答「No!」,表現相當滑稽;第三,有一次老闆請他們品嚐一下工場的牡蠣,他們的表情像是吃不慣,但卻在鏡頭下思考數秒才回應老闆「Oishii!」(日文表達「好吃」的意思),反映他們面對老闆的虛偽。不過,整體來說,鏡頭下表達了中國勞工在日本生活的滿意程度挺高,導演透過鏡頭側寫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衝擊拿捏得相當不錯,令電影在表達沉重的主題增添了娛樂性。而且,導演不忘拍攝鎮內兒童在海水邊生活的小玩意,充滿童趣,讓影片表達真切。

想田和弘的紀錄片彷彿對日本社會作出一個警示,就是透過日本老漁民後繼無人的故事,看見日本可能將會發生沒有漁民的未來。而觀眾也可以在影片中發現鏡頭下的鎮內只有老漁民和小孩,而欠缺了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這理應是一個行業最有活力和延續力的代表群組,而非老漁民或小孩。這是一個悲哀的現實,但想田最終沒有讓影片在悲哀中結束。想田無意中也叫白貓「Shiro」(小白)也成了重要角色,承擔着歸屬與流離的隱喻。電影中的中國勞工就好像這隻白貓,受人歡迎卻無法在異鄉擁有自己的家,終日飄流他鄉卻感自在。影片結尾也是實際拍攝的結束,雖然因受到阻止而停止拍攝,但是想田和弘並不排斥這個自然的結局,這真實反映了很多問題是沒有解決辦法的,日本社會和全世界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