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睡》兄弟內訌作為個體矛盾處理

《午睡》是由陳炳釗多年前一個短劇擴充而成,原來故事聽聞是由兩兄弟的一段對話寫成,在經過雨傘革命後,加入多個人物而成為三小時的完整劇本。故事的骨幹想必落在兩兄弟的訌鬧之上,而作為青年編劇在火紅的八十年代中發聲,這訌鬧應可視為個體心理內理念矛盾的具現化,兄弟各自投射出個體的一種心理傾向,從對話衝突表現出面對社會及理想的心理爭扎,以下嘗試先運用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作劇本分析,然後介入容格的原型論來定位其他配角,以理解為何《午睡》加入這些人物的重要性為何。

阿德勒的自卑與超越
阿德勒以自卑感及其補償作為根源,而自卑感來自自身的欠缺,這種欠缺的基點大多始於童年生活,如兄昊來自父母偏愛弟曦而感到被漠視,以使他為爭奪父母的愛,而不斷地表現較量,而弟則因無力和沮喪而選擇自我放逐。這些童年的自卑感,在劇中以轉場時的錄音獨白來間接交待,並在劇中以徐燕香的夢憶為主要象徵,一方面作為童年的心結,這心結似有還無地出現在夢中,兩兄弟各自以其方法,各自透過寫作來解開;一方面作為在社會中被打壓的夢想,透過堅持及莫失莫忘,以創作徐燕香的故事來進行抗爭。

徐燕香的故事作為連結童年缺憾與現今生活的支點,能理解為兩人超越自卑感,表達優越感的行動力,但要充份理解劇情的演進,透視人物衝突所表現的心理結構,就要引入阿德勒的另一理論模型,他指表達優越感有四種生活方式:統治,接受,逃避,社會利益,而只有最後一種才是對的方式。在劇中電影發行商老闆乞衣及其後的電影業屬於統治類型,主宰著業界亦統領甚至壓迫著昊的創作方向;而昊屬於接受類型,接受乞衣的價值及統治,抱著走入大富豪的態度,願意放下理想以求安身於娛樂業的位置,依賴編劇工作以求生。而曦則屬逃避類型,面對難以實現理想的社會而選擇逃走,成為背包客行走國外,卻不真正融入外國社會,只求免卻責任,成為無處為家的異鄉人。

其後㬢開始了解社會和承受香港的改變後,開始透過自己的方法—午睡,以及超現實寫作來實現理想,與昊的踏實做法對立起來,這對立二人互為導師互相啟發,但同時亦因對徐燕香的不同詮釋,而使童年心結更為深化。㬢的夢境寫作受重視,如路加福音中的浪子回頭故事一樣,昊感到不公平及被背叛外,使其父母偏愛的自卑顯現出來,進而發展成阿伯該隱的兄弟相殘格局,由以還清玩具清算童年時期的虧欠,並把童年遊戲打劍仔提昇成比劍死鬥,以十分強烈的物理衝突凸顯兄弟內訌的二元性。最終透過和解,在夢中進行視野交換,一起完成徐燕香的劇本,解開糾紛而成為無私,追求理想及造福社會的社會有益類型。

原型角色的功能性
建立在兄弟內訌之上的新劇本,加入的角色在劇中不會是主要而是功能性的,以輔助主角或象徵性表現,故需以他們作為角色原型,如何幫助主角及劇情發展,從而評估配角存在的必要位置。首先圖與花分別輔助著昊及㬢,他們都能作為主角的第二自我,各自與對方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及對立,互相理解並揭示其假面:塗與昊都表現為70年代的社運份子,互相筆戰,而理想失落而各自放棄其抗爭投入現實的文人,分別是圖並無完全走入大富豪,而他透過釋夢的能力,作為智慧耆老啟發他,使他能明白夢的力量並能在最後得以和解;花與㬢則同樣自我放逐到國外,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人物,分別在花有投入到法國文化中,有嘗試以寫作為出口,並因而能與㬢分享創作經驗及堅持,作為女神型以母性治療他的創傷,啟發他並使能勇敢地以創作來反抗,並在最後加入真夜報,來表現出接受"進入大富豪"價值觀的可能性。

其他角色則比較象徵性,雷與揚是新生代人物,以學徒身份呈現未被擊倒,對未來抱持希望及活力,以反照出70年一代人所承受時代壓力及他們的熱情冷卻,主角自身不自覺成為導師,亦構成他們的珈鎖。JACOB雖然是同代人,但他並無投入社運中而進入了"時代的斷層",沒有承受70年一代人的重壓,表現為小飛俠情意結,不長大不妥協,無論生活及藝術都堅持自我,保持對社運的熱衷甚至不被打傷而放棄,這種堅持在劇中尤以藝術品來表現,最後一幕寫上不再回頭的那道門。

當然以上的角色分析較為理想化,在這個視野中,《午睡》劇本的角色呈現往往顯得不足,例如圖雖然具現實感,但角色內容不足,以致葉嘉文在演出時,即使成功造就濃厚文化氣息,亦難補充戲份而顯得單薄。花的角色比較離地,而張君洳的演出亦較獨立自我,本身是相當配合,但在與㬢對話時接觸感較低,在最後要投入社會時不見其爭扎而保持隔閡,更顯得不可思議。由邱頌偉飾的JACOB在劇中喜劇感最重,十分突出,其動作與力度卻有時蓋過了主角的表演。反觀兩位主角表現出其對事態的固執及懷疑,朱柏康演出昊那種幽愁與怒憤的交集,梁天尺演出曦由迷茫到魯莽的跳躍,兩兄弟由情感交流,猜忌到衝突的變化相當自然,令整個內訌的表演十分精彩具張力。

最後回到原型的論述中,原型是集體潛意識中人所共享的關聯及概念,是基本性的定位形象,故由原型可重新窺探人的潛在意識。《午睡》展現一個做何事皆如空中擊拳,甚麼也沒有發生的社會,兄弟二人作為失落英雄,分別代表妥協與逃逸的兩種心理傾向,不斷拉扯著由無力感生起的鬱抑,而透過種種配角原型,英雄們從這個困局中得到啟發及醒覺,從兄弟極端衝突中回到夢中而和解。當把本劇視為編導意識的外在展現,一如英文劇名waking dream in 1984,是一個對於1984年學運熱情退潮的清醒夢,即有意為之的自主夢,在這夢中重現出迷失於時代斷層中的心理困境,在這一充滿矛盾衝突的奮鬥心房中,眾多角色成為集體,成為個體潛在意識的戲劇化,個體透過藝術,寫作以至精神冥想等等而得到緩解,決心發掘自己的精神根源,直面自己不同的心理傾向而辯證昇華,最終在一個夢中夢內釋放出一代人被壓抑的夢想,一段莫失莫忘的記憶。

然而在午睡的黃昏中,這份夢想還是在迷糊間變得無處著地,在2016這個再次充滿焦慮的時代,如果我們不想再次被抑壓而只餘下無力感,我們要想想在接受或逃避以外,是否有一個清醒的,齊心把劍指向侵略者的真正生活方式。